歡迎光臨 讀典籍 收藏本站設為首頁
當前位置:首頁 > 經濟財經 > 《偉大的博弈》在線閱讀 > 正文 第六章 “誰能責備他們--他們現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1867--1869)
背景:                     字號: 加大    默認

《偉大的博弈》 作者/編者:約翰·戈登[美]

第六章 “誰能責備他們--他們現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1867--1869)更新時間:2018-09-29

 * 范德比爾特和德魯集團的遭遇戰是圍繞著伊利鐵路的控制權展開的。

* 在這個時期的美國,紐約中央鐵路、賓夕法尼亞鐵路和伊利鐵路共同支撐著從美國中西部到紐約市的陸路運輸,范德比爾特希望在這三條相互激烈競爭的鐵路之間尋求妥協,以維持價格同盟??墒?,對鐵路運營毫無興趣、一心只想靠操縱股市大發橫財的德魯控制著伊利鐵路,使得范德比爾特的如意算盤每每落空。被德魯慣用的欺騙伎倆徹底激怒的范德比爾特最終下決心再次動用他那曾橫掃千軍的巨額財產在華爾街收購伊利鐵路的股票。這揭開了伊利股票囤積戰的大幕。

*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政府的腐敗是多么徹底。此時已經是美國最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紐約更是如此,而股市則為權錢交易提供了最完美的平臺。在有關證券的法律法規嚴重缺失的當時,在股市中興風作浪的投機商無一例外地都豢養和控制著忠實于自己的法官,這些法官竭盡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利來影響股票價格的漲落,為其各自主子的投機活動效力。事實上,股市投機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場腐敗的立法官員競相訂立和隨意篡改股市規則的游戲。同樣,股市博弈的結果,更多地是取決于立法官員們侵害公權的無恥程度和技巧高下。

* 范德比爾特開始大量購進伊利股票,同時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頒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總量??墒?,這一次,自負的范德比爾特遇到了真正的對手,德魯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爾特還渾然不知的情況下,已經指使他們自己的法官下達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們把大量伊利鐵路的可轉債轉成了股票,同時還印刷了數萬股嶄新的伊利股票。結果,他們使得范德比爾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夢徹底破碎,并在他反應過來之前,在市場上全數拋出了他們剛剛"制造"的"摻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爾特的七百萬美元后逃離紐約。

* 這場戰斗并沒有結束,在隨后的幾個月里,范德比爾特和德魯都繼續瘋狂地賄賂立法機構以使勝利的天平傾向自己。最終,兩敗俱傷的范德比爾特和德魯達成了妥協。在股市中屢試不爽的范德比爾特未能如愿以償地控制伊利鐵路,而德魯雖然暫時擊潰了范德比爾特,但也好景不長,他很快在新的一輪伊利投機戰中悲慘落敗于他原先的盟友--古爾德和菲斯科。

* 硝煙過后,當人們重新審視這個被瘋狂的投機者和腐敗的立法者搞得混亂不堪的博弈場時,終于意識到需要訂立法律來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發行制度,盡管相關的法律還需要經過更多的股市陣痛才會真正來臨--1929年股災后,美國于1933年頒布了《聯邦證券法》,不過,這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狂熱似乎占據了每個人的頭腦,"《弗雷澤雜志》在1869年這樣描述當時的投機狂潮,"一貫傳統的商人們拋棄了他們一生遵從的原則,孤注一擲,一舉買下好幾百股;白領階層厭倦了收入的緩慢增長;小職員們已無法忍受那僅夠維持生計的工資;牧師也不滿足于那少得可憐的津貼。他們全都蜂擁而來,甚至在一個經紀行的廣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此吸引女人也參與到伊利股票的投機中。"

恰好,人們對于伊利鐵路的狂熱正好出現在一項極其重要的新技術-股票自動報價機剛剛被引入市場的時候。電報使得股票價格在全美范圍內快速傳播成為可能,但電報的兩端都需要有熟練的報務員發送和接收。1867年,愛德溫·A·卡拉漢(Edwin A. Calahan)發明了第一臺股票自動報價機(stock ticker)。這是一個機械裝置,能夠把從交易所大廳通過電報傳過來的股票價格自動打在紙帶上。此前,全美國的經紀人通過閱讀定期收到的股價報告來了解交易大廳里發生的情況,現在他們可以直接跟蹤每一筆交易的實況。伊利鐵路投機戰即將爆發,他們很快就會有很多"戰況"要跟蹤了。

至此,伊利鐵路投機中最重要的投機商是丹尼爾·德魯,他同時也是伊利鐵路的董事。即使在那個年代,德魯在伊利之戰中的所作所為也是一個"傳奇故事"了。福勒這樣描述德魯:

伊利鐵路在他手中就像單弦的中國豎琴,他在上面只彈兩個音調:當伊利股票價格高漲時,他就會高唱:"誰來買我的伊利股票啊,誰來買我的價值連城的伊利股票啊。買吧,快買吧!"

當伊利股票價格走低時,他也會高唱:"誰賣給我伊利股票啊,誰來賣給我一錢不值的伊利股票啊?賣吧,快賣吧。"

于是整個華爾街都被他甜美的嗓音所打動,他們以高價從德魯那里買進伊利股票,然后又以低價賣給德魯。每天晚上德魯大叔都會夢到巨大的錢袋,而第二天他總是夢想成真。隨著他的單弦琴響,財富滾滾而來-它們都來自伊利鐵路。

成為德魯犧牲品的不僅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機商。1864年秋,約翰·托賓和倫納德·杰羅姆開始逼空伊利股票,他們從德魯手中借錢購買股票,德魯也向他們許諾,當股票在某一價位之上,他不會賣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價格是102美元,但隨后價格就開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的早春時候,它已經跌到了80美元。推動股票價格下跌的是一連串的賣空,這是誰干的?還能是誰-就是丹尼爾·德魯,他正興高采烈地撕毀著他給托賓和杰羅姆的承諾。隨后,德魯游說了一個與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后者發布了一個禁令,不許伊利股票發放股息。接著,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給杰羅姆和托賓的貸款,迫使他們以很低的價格賣掉股票來償還貸款。

伊利股票的全面恐慌爆發了。"格蘭特和謝爾曼在勐敲著里士滿的大門 ①,"福勒寫道,華爾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開始了"。"……那些當初以80美元買進伊利股票的投資者當時以為自己撿了便宜,現在不得不以45美元的價格賣出,覺得它可能還不值20美元。市場上隨處可見5 000股或者1萬股的賣盤,股價稍有抬升,巨大的賣壓又立刻把它打下去。股價最終在42美元觸底。"

范德比爾特很討厭這種欺騙伎倆,他在1865年辭掉了伊利鐵路董事的職務。但范德比爾特對紐約中央鐵路的興趣越來越濃,1867年底,他成了這個公司的總裁。隨著他旗下的鐵路擴展至五大湖區,他開始以一個更開闊的視角看待紐約州的鐵路。他本能地意識到鐵路本身是一個以量取勝的行業,鐵路有很高的資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載還是滿載,火車都必須按照時刻表運行,經營鐵路就意味著必須每時每刻去爭取生意,否則就會走向破產。在19世紀,鐵路行業的價格戰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出于同樣的原因,現在正在放開管制的航空領域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而避免價格戰的惟一辦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爾。

三條鐵路支撐著從美國中西部地區到紐約的商貿活動(此外還有不堪重負的伊利運河):紐約中央鐵路、伊利鐵路和賓夕法尼亞鐵路。其中,中央鐵路在范德比爾特的掌控之下,毫無疑問會處于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運營之中。在托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領導之下的賓夕法尼亞鐵路也以"把投資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稱。整個牌局中最變化無常的就是伊利鐵路。只要德魯我行我素,這三條鐵路之間達成的任何協議都只會是一紙空文?;谶@種形勢,范德比爾特下定決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即將舉行的伊利鐵路董事會選舉中,占據董事會一個重要位置。

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從來自波士頓的一個集團中-他們控制著足夠多的伊利股票,能夠輕而易舉地把德魯從董事會名單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魯在蒸汽船時代就和范德比爾特打過交道,因此對范德比爾特非常了解。德魯登門拜訪范德比爾特,并且使范德比爾特確信,他留在董事會是范德比爾特最好的選擇。他發誓要成為范德比爾特最忠實的利益代言人,并且向范德比爾特保證他要反過來幫助范德比爾特監督波士頓集團的所作所為。范德比爾特信以為真了,但由于范德比爾特在華爾街上說過很多德魯的壞話,因此他們一同設計出了一個方案,既能反映范德比爾特立場的轉變,又能為他保留面子。

德魯在董事會選舉中很自然地落選了,但第二天,新當選的董事利維·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辭去了董事的職務,德魯被重新選舉成為董事來替代安德伍德。德魯甚至還重新擔任伊利鐵路的財務主管,而他早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這個職位。同時當選董事的還有兩個華爾街人前所未聞的人,幾家報紙在報道的時候甚至都拼錯了他們的名字,他們是杰·古爾德與詹姆斯·菲斯科,但他們默默無聞的時間不會太長了。

古爾德比范德比爾特和德魯年輕一代,他出生于紐約州北部的一個農場。他身材瘦小,也不怎么健康,一位追蹤古爾德的記者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道:"我看到他一頭扎進了位于薩拉托加的土耳其溫泉。他的胳膊很細,肚子癟癟的,黃褐色的臉,還有他的腿,那么細!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么一頭出名的'公牛',在現實中有這么一條可憐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將餐巾環套在他的腳上,然后推到膝蓋。"① 但是,無論他的身體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志力足夠彌補他身體上的不足。他惟一的愿望就是發財,他將用他短暫的一生全力以赴,實現他的愿望。

詹姆斯·菲斯科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他異乎尋常地強壯,即使用19世紀并不苛刻的標準來衡量,他的體重也嚴重超標。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過得好。"無恥!無恥!"當菲斯科還活著的時候,福勒就這樣描寫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顏,無恥!無人可比,無人可及,無恥到頂!"

菲斯科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的一個小販家庭,同古爾德一樣具有久遠的新英格蘭血統。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就全面接管了他父親的生意,并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親成為了他的一名雇員。到南北戰爭爆發時,他剛剛20歲出頭,那一年他賣掉了自己的店鋪,開始為波士頓的喬丹-馬什(Jordon, Marsh)紡織品公司打工。憑著出色的推銷談判能力,他成功地與聯邦政府簽訂了許多合同。而他最擅長做的事是突破聯邦政府的禁運,把棉花走私到北方供他們自己的公司使用。

戰爭結束的時候,菲斯科離開了喬丹馬什公司,公司以6.5萬美元買斷他的股份,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錢。盡管在股票方面沒有一點經驗,但他還是在寬街38號上開了一家經紀公司,正好位于新建的紐約股票交易所大樓的對面。他施展出當初在華盛頓拉攏軍火采購官和政客的手段,然而,華爾街不是華盛頓,這里的大佬們,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檳,卻把他帶到了破產的邊緣,他很快就輸得精光。

但菲斯科不久就卷土重來。他施展出色的談判技巧,成功地把德魯正在虧本的蒸汽船"斯托寧頓號"(Stonington)以230萬美元的價格賣出去。德魯為此非常高興,把他雇為自己無數的經紀人之一,幫助他在華爾街重新立足。

很明顯,古爾德和菲斯科是在選進伊利董事會的時候才第一次見面的。他們簡直是天壤之別。福勒這樣描寫菲斯科:"他總是不停地開玩笑,好的玩笑,壞的玩笑,還有一些極其無聊的玩笑。"而古爾德的侄女這樣描述她叔叔:"他沉默寡言,但他說的每一句話都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在任何場合他都舉止有措。"他們倆都是如此的精明,以至于他們一見面就立刻意識到對方身上具有自己所缺乏的東西。他們的結合將證明是華爾街上最"出色"的組合。

* * *

僅僅3個月之后,德魯就背叛了他對范德比爾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范德比爾特最痛恨的伎倆-聯合坐莊(pool),一起來推動伊利股票價格上漲。由于他在投機方面有著無人質疑的天分,他經常被當時的報紙稱為"投機導演"-他在投機操作中扮演總指揮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價格剛剛上漲到79美元,但隨后就立刻跌到71美元,這意味著背后有人在賣空。新聞界人士毫不懷疑誰是幕后的操縱者,《紐約先驅報》報道說:"投機導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盡全力地制造恐慌,散布比平時多得多的各種關于股票的謊言,尤其是關于伊利股票的謊言。"

聯合坐莊集團里有一個會員,德魯曾資助他購買伊利股票。這個會員心存疑慮,偷偷調查了他買的股票出自誰手,他驚恐地發現這些股票都是來自他自己集團的一名經紀人。他找到德魯,要求德魯按照他承諾的那樣把股價拉上去。

"我已經賣掉了我們所有的伊利股票,賺了一筆,"德魯平靜地回答道,"現在正準備分錢。"

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寫的《伊利歲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聞調查的杰作,他們這樣解釋德魯的所作所為:"投機集團的大佬把錢借給了其中的一位會員,讓他有財力購買集團所有其他會員的出貨,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把他套了進去,然后,大佬在集團內分配利潤。他也會很平靜地把原本屬于這個犧牲者的錢的一部分作為利潤分成返還給他。"

弗蘭克·沃克(Frank Work)是范德比爾特在董事會里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為了德魯陰謀的犧牲者,于是,他把所發生的一切都告訴了范德比爾特。范德比爾特有點緊張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鐵路能夠和他的哈萊姆鐵路以及賓夕法尼亞鐵路合作,平分市場份額,這樣的話,每家都可以獲利。但伊利董事會很快就否決了范德比爾特的這一提案,董事會中除了弗蘭克·沃克投了贊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鐵路所占的份額應該更多些。

范德比爾特意識到董事會行為背后的真正意圖:向他宣戰。他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控制伊利鐵路。如果不能通過控制董事會來達到目的,他就會采取另一種方法:收購。"范德比爾特不習慣接受失敗這樣一個詞,"亞當斯寫道,"而且,這一次,他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這種在所有華爾街人面前被愚弄的感覺,使得這次董事會的拒絕讓他尤為刺痛。而且,以往一連串的勝利,使原本就非常自負和傲慢的范德比爾特更加自我膨脹,即使這一次他心愛的計劃沒有破產,他也從來都不是那種尊嚴受到傷害后只會坐下來徒然傷悲而無所作為的人。在被別人的陰謀挫敗后,他現在一定會拿起他最有力的武器-能夠橫掃千軍的百萬美元。"

即使范德比爾特擁有巨額財富,要想打贏這場戰爭也是困難重重。伊利鐵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眾股有251 050股,但這并不是伊利所有的股票。早在1866年的時候,德魯貸給伊利公司的348萬美元,是以2.8萬股未公開發行的股票和300萬美元的債券作為抵押的,這部分債券可以轉換成3萬股股票,并且可以在債券和股票之間自由地來回轉換。這就意味著只要符合德魯的利益,他可以隨時使伊利股票的總量變化10%以上。

此外,德魯還是伊利鐵路的財務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職務之便在必要的時候發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范德比爾特如果想通過收購來壟斷伊利股票,他就必須設法阻止德魯無休止地發行更多的伊利股票。于是他請求紐約州最高法院(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也譯作高等法院或高級法院,像現在一樣,在紐約州混亂不堪的司法術語中,這里的最高法院并不是級別最高的法院,恰恰相反,它是最低一級的法院)法官喬治·巴納德(George G. Barnard)給予幫助。據斯特德曼所述,巴納德是一個"坦慕尼奴隸"(Tammany Helot),在范德比爾特的"資產"中是有編號的 ①。

今天,我們可能早已忘記了19世紀中期美國政府是多么腐敗,而且,沒有什么地方比紐約這個美國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敗了。美國當時的政治報酬體制 ② 注定其官僚體系既無能又貪婪。同時,政治俱樂部(其中最著名就是坦慕尼派俱樂部)又壟斷了國家的政治機器,確保了那些腐敗官員贏得選舉。

早在1857年,賄賂和欺詐就已經大行其道,以至于喬治·坦普頓·斯特朗律師(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感謝仁慈的上帝,紐約州議會已經休會。"幾年以后,賀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論壇報》(Tribune)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未來的10年里,我們的議會大廳不可能繼續充斥著一群不分是非、毫無公德、腐敗透頂、寡廉鮮恥的人。"然而,事實證明他大錯特錯。

華爾街上商業和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只會讓這些政客們變得更加貪婪。1868年,議會通過了一個法案,這個法案被州長及時地批準生效。這個法案實際上是把賄賂合法化了。按照這個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據行賄方的證詞就證明受賄方有罪-除非行賄方的證詞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證據作為旁證。"在前電子時代,這意味著只要議員們是在私下里以現金形式接受賄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紐約下議會的秘書哈德遜·C·坦納(Hudson C. Tanner),在19世紀80年代他卸任后寫了一本揭露當時政治黑幕的書,他說,"'公平地競選和誠實地點票'完全只是政治口號,誠實地點票已經讓位于'誠實地清點禮金'。"

司法機關的狀況比立法機關也好不到哪兒去,坦納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最高法院就是我們最大的陰溝,律師則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對老鼠有點不公平,因為老鼠是非常干凈的動物。"紐約州的法官從19世紀40年代起就開始通過選舉產生,這使得他們徹底依賴于政治機器。到19世紀60年代末,《弗雷澤雜志》向已經完全被弄煳涂的英國讀者解釋:"在紐約,有一個紐約獨有的傳統,訴訟人最好在花錢聘請律師的同時還聘用法官,特別是像馬上就要開始的訴訟案(如伊利訴訟案),在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訴訟的雙方都必須擁有他們可以完全信賴的法官。"

南北戰爭之后,整個政府一片腐敗,而從這個腐敗時代走出來的商人,如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約翰·D·洛克菲洛 ① 和J·P·摩根,他們也總是把政府看作要讓市場獲得有效監管所需解決的問題之一,而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當在市場中遇到問題時,他們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來阻止混亂,而不是尋求通過這個國家中最容易被收買的機構-政府來解決。但后來的自由派歷史學家在談論到"強盜式的資本家"時,幾乎全部閉口不談這個事實。

* * *

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爾特控制了巴納德法官,讓他頒布了一個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債券轉換成股票,同時也明令禁止丹尼爾·德魯本人"賣出、轉讓、交付、處理和放棄"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爾特以為,這樣德魯就完全處于他的控制之下了,他立刻讓他的經紀人進入市場悄悄買入伊利股票。范德比爾特自信他很快就會獲得伊利鐵路的控制權,但是,"船長"嚴重低估了德魯,當時的《先驅報》報道,此時,德魯"正在嘲笑這個法令"。

德魯立刻著手把他的可轉換債券轉換成股票,同時發行了更多的可轉換債券,并立刻將它們也轉換成股票。1月29日,有人看到他走進位于寬街19號的威廉奚斯公司的經紀人辦公室,"過了一會兒,"福勒寫道,"5萬股嶄新的伊利股票在辦公室里沙沙地響成一片,就像7月正午的蟬鳴。"在"船長"還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伊利股票的流通盤已經增加了20%。

隨后,德魯命令忠實于他的紐約上州法官暫停弗蘭克·沃克在董事會的行使職務,同時又讓巴納德轄區的另一名法官宣布,在弗蘭克·沃克缺席的時候,伊利董事會不得作出任何決定。第三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布魯克林區的吉爾伯特(Gilbert)宣布,只要有需求,伊利公司就可以把債券轉換成股票。這樣的話,德魯、菲斯科、古爾德在法律上就處在一個近乎完美的優勢地位。就像斯特德曼解釋的那樣:"巴納德的法令禁止他們把債券轉換成股票,而吉爾伯特的法令和巴納德的法令正好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雞蛋里挑骨頭的人以外,誰能責備他們-他們現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整個華爾街瘋狂了。"整個市場只剩下了一個詞-伊利,"福勒在第二年寫道,"人們聽到公開交易所(Open Board)的副主席喬治·亨里克斯(George Henriques)以尖利的嗓音依次地報出國債、州政府債券、太平洋郵遞、紐約中央鐵路,然后突然停頓了一下,當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這個詞的時候,一層陰影掠過他的臉龐,整個大廳仿佛在顫抖。接下來的十多分鐘,大廳幾乎變成了瘋人院。每個收報員和經紀人都立刻站了起來,尖叫著,揮舞著手臂。范德比爾特的每一個經紀人都成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針一樣,從左轉到右,揮舞著手臂,買入所有賣給他們的伊利股票。當主持人的錘子落下,他用嘶啞的嗓音大喊:'完畢!先生們,如果誰再出價,我就要罰他款了!'伊利股價定在了80美元。人們全然不顧此時還沒有被拍賣的其他股票,他們涌向大街,大街上只聽到一片'伊利,伊利'之聲。范德比爾特的經紀人對所有的伊利股票下了買單。在這樣強大的購買力下,伊利股價到中午12點的時候上升到了83美元。"

如果說在大街上只能聽到"伊利"的話,那么在威廉奚斯公司(William Heath & Company)的經紀辦公室里,聽到的只是"新印刷的5萬張伊利股票從菲斯科肥胖的戴滿寶石戒指的指尖流過的沙沙聲"。菲斯科一如既往,樂得其所,說道:"只要印刷機不壞,我要是喂不飽這頭老蠢豬要的所有的伊利股票,我就他媽的該死。"

"新股票"出現的消息,以創紀錄的速度傳遍了華爾街,伊利股價立刻就"像秤砣一樣"掉到了71美元。范德比爾特現在遇到麻煩了,他為了購買伊利股票已經開始負債了。這時,他要是露出哪怕一點點軟弱的跡象,伊利股價就會立刻崩潰,公眾的恐慌會將他的巨額財富瞬間吞沒。身處危境的范德比爾特絲毫沒有退縮,他下令經紀人繼續買入伊利股票,股價又被重新推回到76.125美元。當天交易結束的時候,范德比爾特和他的同伴持有了將近20萬股伊利股票。但是這些股票足夠控制伊利了嗎?沒有人知道。甚至連范德比爾特也沒有絲毫把握。

德魯、菲斯科和古爾德擔心交易所可能裁決新發行的股票不能交割,如果那樣,這些新股票就將一文不值,因此,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些股票變成了現金。他們把700萬美元裝進口袋,幾乎吸干了整個紐約的資金供應。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爾特派他的律師把巴納德法官從床上叫起來。巴納德法官迅速簽發了對德魯集團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執行。福勒寫道,此時,"由于笑個不停,德魯大叔臉上的皺紋已經凝固;古爾德笑逐顏開,一雙天生為錢而生的眼睛閃亮有神;碧眼金發的菲斯科不停地開著玩笑。而伊利股票的另外幾位董事會的董事正在位于杜南大街的公司總部舉杯慶賀他們的勝利……"

當聽說警察正要來抓他們,宴會熱鬧喜慶的氣氛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幾位董事知道假如他們被捕的話,法院會完全站在范德比爾特一邊,而范德比爾特是不會輕易放過他們的。他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逃離紐約法律所能管轄的范圍。當天《先驅報》和其他報紙正好舉辦郊游活動,但它仍然及時報道了這一事件,它不無諷刺地描述道:"事實上,自從芬尼亞會 ① 會員在人身保護權被撤銷之夜從都柏林出逃以來,還沒有哪次逃跑比這次更徹底和迅捷。"

幾分鐘之內,在杜南大街巡邏的一個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從伊利大樓涌出來,亂成一團,他們穿著華麗,卻面帶驚恐之色,身上背著用紅色帶子扎起來的裝滿綠鈔、賬簿和成捆票據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懷疑這些人是一幫在光天化日之下膽大妄為的劫犯,警察趕上了他們,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他錯了。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執行董事們-他們裝著在剛結束的戰役里所獲得的戰利品,正在逃脫范德比爾特對他們的復仇。

德魯此時已是70歲的高齡,他當然不想在監獄里了此余生,他和其他幾個同伙帶著錢和公司賬簿乘船去了新澤西。菲斯科和古爾德落在了后面,那天晚上他們正在紐約市最豪華的酒店-代爾莫尼克共進晚餐,四周有人放哨。晚餐剛吃到一半,聽說警察正要來抓他們,他們立刻逃離了酒店,來到了哈德遜河碼頭,他們和一艘小蒸汽船的船長談好價錢,雇傭了他的船和兩個水手幫助他們渡河。

那時候的哈德遜河口因為繁忙的海上運輸而非常擁擠。這一夜沒有月亮,河上被濃濃的大霧所覆蓋。水手們因為要竭力躲閃來來往往的船只,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小船幾乎被一艘渡船的尾波所吞沒。他們向另外一艘渡船求救,對方毫無反應。他們只好抓住了槳輪的護板,有一兩秒鐘,菲斯科和古爾德-華爾街傳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到了死亡的邊緣。最終兩人又爬到了船上,成功逃到了新澤西。

* * *

這場伊利之戰雙方打了個平手。伊利的董事們卷走了范德比爾特的700萬美元,范德比爾特拿到了10萬股沒有任何價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爾特控制了紐約,伊利公司的董事們只有和范德比爾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報紙都充斥著關于這場華爾街戰爭的各種故事?!豆娝怪芸?Harper誷 Weekly)指出,伊利之戰完全把公眾視線從當時的總統彈劾案中轉移了出來。

董事們在澤西市岸邊的泰勒酒店設立了臨時辦公室,它很快被當地媒體稱為泰勒堡壘(Fort Taylor)。為了加強它的守衛,一支伊利鐵路警察的分隊也被調了過去,有人專門在附近海域巡邏,"堡壘"甚至配備了3門12磅的大炮。此時伊利鐵路東邊的終點站已經從皮爾蒙特改為了澤西市,因此,伊利鐵路主宰著這個小鎮的經濟命運,伊利的董事們當然也很注意給當地的官員們諸如免費乘坐鐵路之類的小恩小惠。于是,當地的官員們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給他們提供幫助。

在新澤西,董事會的控制權從德魯手中轉移到了菲斯科和古爾德手中。德魯只有在自己的老地盤上才會覺得舒服,因此非常討厭被困在這個澤西市的小酒店里。其他的董事則對德魯兩面派的做法太了解了,他們很害怕德魯故伎重演。早在3月20日,《紐約先驅報》就報道說:"德魯已經被綁架了,綁架他的人并不是來自紐約,而是他董事會的其他董事。"

當德魯和其他人正試圖在新澤西站穩腳跟的時候,一些戰役還正在法院和議會中繼續進行。巴納德法官任命"船長"的一個女婿為未來伊利股票賣出后所得收入的接收人,盡管原先正是巴納德法官明令禁止賣出伊利股票的。紐約上州的一名法官下令延緩這張任命書的生效,巴納德又立刻廢止了他的延緩命令。當范德比爾特的女婿拒絕接受時,巴納德接著又任命了坦慕尼政客彼得·斯威尼(Peter Sweeney)。當然,斯威尼所要接收的700萬美元此時正鎖在新澤西銀行的保險柜里,他實際上對此無能為力。而這并不妨礙巴納德法官從伊利公司拿出15萬美元獎賞給斯威尼。

與此同時,伊利鐵路董事們則上書新澤西立法機構,要求在新澤西州獲得對伊利鐵路的特許經營權。他們擔心紐約法院會授權范德比爾特控制伊利鐵路在紐約州的所有財產,那樣的話他們這個董事會就只剩下一個空殼了。新澤西立法機構很高興能有機會在哈德遜河對面實力強大而又傲慢的鄰居 ① 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就通過了這個法案并把它交給州長簽署。新澤西的議員們太急于通過這個法案了,他們甚至忘掉了為自己謀利。當范德比爾特的說客出現在新澤西的首府特倫頓,想通過行賄來阻止這個法案通過時,議員們才意識到已經太晚了,他們為坐失了一次發財的良機而懊惱不已。

與此同時,有議員在奧爾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該法案將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為都合法化,并且允許伊利公司在以后基本上不必考慮投資者的利益,可以為所欲為。就連巴納德法官這樣一個對以權謀私習以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條款所震驚,稱之為"一部使假幣合法化的法案"。

每個人都立刻意識到了這個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圖:讓利益相關的雙方都來行賄?!陡ダ诐呻s志》評論說,那幫立法者"聚集在奧爾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賣一樣,什么都可以出賣,價格則與自己手中的權力成正比"。

杰·古爾德是最早意識到公共關系對公司利益舉足輕重的商人之一(雖然,因為某種原因,他從來沒有通過這個方式來改善自己令人討厭的公眾形象),他強烈建議伊利鐵路和紐約中央鐵路不能同時控制在一個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爾特那樣"既富有能力又誠實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贏得了《紐約先驅報》和其他報紙的支持。

但他也還是隨身帶了一個大箱子,來到了奧爾巴尼,據《紐約先驅報》報道說,這個大箱子"裝滿了千元大鈔,這些鈔票是用來對付所有那些與這個法案有關的議員們的"。范德比爾特一聽到古爾德在奧爾巴尼出現,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交納50萬美元的保釋金,古爾德眼都不眨地就支付了這筆保釋金。和古爾德帶到奧爾巴尼的錢相比,這實在是個小數目。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曾經報道說,一個議員接受了一方的10萬美元,要求他對該法案的通過施加影響,隨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萬美元,并應他們的要求離開了奧爾巴尼,這樣,他仍然是一位(用亞當斯的話說)"優雅的紳士"。

范德比爾特當然也非常愿意花費大筆銀子來打點這些立法官員,但是他很快就意識到,如果這么做,他充其量不過能得到比魯克王似的勝利 ①。公眾意見越來越反對他同時控制伊利鐵路和紐約中央鐵路,"船長"一向非常實際,因此他決定將損失減到最小。他通知德魯建議兩人見面會談。范德比爾特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他買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須以接近他當時購買時的價格脫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會的兩個人-理查德·謝爾(Richard Schell)和弗蘭克·沃克所受的損失必須得到全額補償;第三,德魯必須答應從伊利的管理層中完全退出來。范德比爾特一直想達到的目的從來不是要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鐵路以真正的商業模式來運作。

4月19日,星期天,雙方達成了協議。這條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奧爾巴尼。"突然,"亞當斯寫道,"傳言像災難一樣傳遍了奧爾巴尼,在賓館的走廊之間,恐慌開始蔓延開來。人們想起了南北戰爭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時,失敗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過來。沒過多會兒,大廳里就開始彌漫著一種深深的絕望,議員們的臉色一下變得慘白,因為他們聽到范德比爾特已經不再反對這部法案。"

此時還沒有與古爾德成交的議員們立刻沖進古爾德在奧爾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華酒店(Delavan House)的套間里,"據說,價格在以驚人的幅度下降,"《紐約先驅報》在21日報道說,"那些一直堅持要5 000美元的議員們現在只要100美元就滿足了。但是伊利鐵路的"金庫"大門已經關上了,激戰的雙方再也沒有賄賂這些議員的必要了。"第二天,《紐約先驅報》上充斥著對議員們的假意關心,指出他們每天法定的3美元的津貼還不夠給他們買煙抽的。文章接著問道,"議員老爺們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還有什么讓他們保住他們的信用呢?"

當塵埃落定之后,德魯辭去了董事和財務主管的職務,弗蘭克·沃克和理查德·謝爾得到了伊利公司支付的42.95萬美元,撤回了他們對伊利公司的訴訟。古爾德和菲斯科分別當選為伊利公司的總裁和財務主管。而當初為阻止范德比爾特控制公司而發行的10萬股股票,被很藝術地在隨后的幾個月中慢慢在市場上賣出,以免打壓伊利的股價。當然賣出這些股票的收入都歸了范德比爾特,而伊利鐵路的持股人們最后發現他們的股權被稀釋了40%。

* * *

為了平息這場紛爭,伊利公司花費了900萬美元,比它銷售"摻水股"所獲的收入還多了200萬美元。當菲斯科和古爾德搬進他們的新辦公室時,"我們最先注意的,"菲斯科說,"就是積滿灰塵的保險柜。"古爾德和菲斯科開始發行更多的可轉債券,它們中的大部分被迅速轉換成了股票。到年底的時候,市場上已經有40萬股伊利股票在流通。古爾德將新發行的大部分股票在倫敦市場上售出,以免對紐約市場造成沖擊。

像德魯一樣,古爾德發現伊利鐵路簡直就是操縱市場的完美平臺。他設計了一個做空陷阱。盡管德魯很快就要變成一個被動合伙人 ① 了,但古爾德還是誘使他投入了400萬美元。為了迫使利率上漲,古爾德開始一步一步地想方設法抽干紐約的資金供應。他大開支票,讓銀行保證為這些支票兌付,迫使銀行留存現金,以便為隨時可能出現的支票兌付做好準備。然后他又拿著這些保付過的支票作為抵押向其他銀行申請貸款,進一步壓縮資金供應。

到10月底,市場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了,伊利股票的周交易量達到了創紀錄的64.7萬股,股價也下降到了38.5美元,只有春天時股價的一半。這時德魯開始有點慌了,他開始從坐莊集團中抽回自己的資金,并且悄悄地賣空了7萬股伊利股票。到了11月14日星期六前,伊利的價格停在了36.625美元,德魯預計股價會進一步下跌。但在星期六早晨紐約股票交易所舉行的例行拍賣會上,因為古爾德和菲斯科在大量購買,有8萬股伊利股票成交,股價立刻漲到了52美元。此刻,他們已經成功地逼空了伊利股票,同時放開了資金供應。這時德魯避免滅頂之災的唯一希望就是拖延時間,他寄希望于23日將在紐約靠岸的卡納德海運公司的"俄羅斯號"客輪,它會帶來倫敦市場上新發行的伊利股票。

德魯還想通過法院來達到拖延時間的目的,但被古爾德和菲斯科挫敗了。他們控制著這個國家最大的鐵路之一-伊利鐵路,因此對紐約州的法官有巨大影響力。當一切爭斗煙消云散的時候,德魯損失了130萬美元,他以往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他在華爾街這場游戲中作為重量級選手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但即便德魯沒有在這一戰役中落敗,他的時代也很快就將逝去,因為新的力量正在成長起來,他們將改變華爾街的未來。

倫敦證券市場,雖然此時還是世界上最大的證券市場,但已經逐步清醒地認識到,在大西洋的對岸,另外一個巨人正在崛起。此時倫敦證券市場的市值大約為100億美元,華爾街市值只有大約30億美元,但其增長的速度卻遠遠高于倫敦市場。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電纜投入使用,華爾街經紀商在倫敦證券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到1870年,華爾街人使用海底電纜的費用已經高達每年100萬美元。但是,倫敦人對于華爾街人的西部牛仔作風仍然無法接受,倫敦的《泰晤士報》(Times)寫道,他們這種"不擇手段對市場進行操控來保護他們的利益的做法過于野蠻,會造成很多不信任"。

與此同時,華爾街的經紀商也希望看到變革。他們從事這個行業已經很久,但只能通過收取傭金賺一點點小錢。而投機商們,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層,則總在伺機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機會。針對伊利股票投機戰中市場表現出的失控局面,當時的《商業和金融周刊》(Commercial and Chronical)-就像今天的《巴倫周刊》① -建議實施以下的法律:

(1)除非經過2/3的股東同意,董事會無權發行新股;

(2)現有股東對發行的新股具有優先認購權,新股必須公開發行,并且必須給予足夠長的預告期;

(3)所有上司公司都必須在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總量記錄,并隨時接受任何股東或者以該公司股票為質押向該公司提供貸款的主體的檢查;

(4)上述要求同樣適用于發放股息或者為其他目的發行的所有股票;

(5)違反上述任一條款都屬于犯罪行為,將要受到懲罰或被處以罰款。

這些條款構成了今天美國《證券法》的基礎,但在1860年它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因為那時的聯邦政府還沒有將金融市場的監管作為它職責的一部分,而紐約州的立法機構也不可能主動改革這樣一個能為其會員源源不斷帶來巨額灰色收入的體制。

即使州政府或聯邦政府不能實施這些變革,華爾街自身也開始著手實施一系列改革。華爾街上兩個最大的機構-紐約股票交易所和公開交易所開始了合作,因為交易所意識到交易所的會員(經紀商)和客戶(投資者)都需要了解上市公司發行股票的確切數目。那時,在交易所占主導地位的經紀商們當然很樂意為他們的客戶買賣那些可能有問題的股票,因為這并不影響他們賺取傭金。但有時他們也要以這些股票為質押向客戶提供貸款,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一個公司的股票數量隨時可以增加一倍或減少一半,那么誰知道這些股票的真正價值呢?

1868年11月30日,兩個交易所頒布了同樣的監管條例,要求所有在交易所拍賣的股票進行登記,并且,任何新股發行都必須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大部分公司都立刻遵守了這款條例,但伊利公司拒絕執行-古爾德此時正在圍殲德魯。紐約股票交易所派了一個代表團來了解伊利公司的情況,古爾德告訴了他們伊利公司的流通股股數-當然,他說的數據可能并不真實,而且他斷然拒絕透露他是否會發行更多的股票。

由于伊利鐵路公司拒絕遵守11月30日的法令,伊利股票被兩個交易所趕了出來。它在礦業交易所短暫交易了一段時間,但礦業交易所和紐約股票交易所的租約合同不允許它進行鐵路股票的交易,所以伊利公司很快又無家可歸了。于是,古爾德創建了國民股票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來進行伊利股票的交易,但是這個交易所只能吸引很少的經紀人,來光顧的投資人更少。1869年,公開交易所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合并,組建了可以主宰整個華爾街的交易所。很顯然,在交易所和伊利公司之間,伊利公司無疑比交易所更需要對方。

1869年9月13日,古爾德終于同意遵守新的監管條例,伊利終于又回到紐約股票交易所掛牌交易。此時,伊利公司的流通股是70萬股,差不多是古爾德在不到一年前所說數字的兩倍。

隨著兩個交易所的合并,對于經紀商們來說,能否成為交易所的會員關系到他們的生死存亡,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因此他們不得不遵守監管條例,這些條例不但在數目上逐漸增多,而且在執行中也越來越嚴格,華爾街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華爾街作家詹姆斯·K·邁德伯瑞在當時寫道:"股票交易所的經紀商們必須作出選擇,要么繼續在市場中尋求投機以謀求蠅頭小利,同時也為此付出慘重代價;要么眼光更長遠點,努力拋棄原先結黨營私操控市場的陋習。前者意味著把自己孤立起來,而后者則會奏響華爾街在世界范圍內擴張的前奏,紐約將成為帝國之都,華爾街也會成為全球最為重要的金融中心。"

經紀商們采納了邁德伯瑞的建議。紐約股票市場的自我約束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得到大大增強,業務也迅速繁榮起來。這部分得益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大西洋海底電纜的投入使用和股票自動報價器的發明,交易量穩步增長。在合并后的兩年里,紐約股票交易所傳統的一周兩次的股票拍賣和公開交易所的連續拍賣繼續分別進行,但是到了1871年,前一方式最終被取消了。至此,從1868年起開始可以被出售的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席位完全變成象征性的了。

華爾街最終慢慢地長大了,但是在它完全成熟之前,它還有很多路要走。

同一時代的西方和東方

在這個時代……

1867年 伊利鐵路控制權的爭奪戰開始。

1869年 中太平洋鐵路與聯合太平洋鐵路在猶他州的普洛蒙托萊正式接通,成為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

也在這個時代……

1868年 因西北邊疆動蕩不安,清政府派左宗棠西征。

1869年9月,美國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黃金操縱案。多頭投機家古爾德和菲斯科精心組織了一個黃金囤積計劃,他們一度控制了數倍于紐約黃金市場供應量的黃金合同,黃金價格扶搖直上,"面對他們的對手,多頭們得意洋洋"……

上一章 返回簡介 下一章 (可以用方向鍵翻頁,回車鍵返回目錄)加入書簽
国际股票指数